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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名的权力与写作的权力

21-02-09 09:06 来源:解放日报 编辑:张兰琴

  命名的权力与写作的权力

   作者:段文昕

  《我的朋友阿波罗》是一本“小说”。故事从眼泪谈起,以死亡开篇:我参加导师的追思会,并在三太太的游说下,开始照顾导师留下的狗——一只巨型大丹犬“阿波罗”。

  这也是一个救赎的故事:“我”沉浸于丧亲之痛,无法自拔;当写作与心理治疗都失效时,阿波罗给予“我”适时的安慰。虽然它的死亡未能留下光明的尾巴,但是我们仍能看见,在现代社会的情感缺失中,动物曾带来如许安慰。

  小说的叙事技巧现代,故事内容贴近现实。意识流的叙述像是女性独语,发散且非线性,以此模拟“我”在现代社会与混乱情绪中努力找寻着什么,却又迅速被冲散的状态。除了刻画人与动物的温情,小说的故事更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,以“我”的眼光,打量“一名已故的白人男子”,是一种颠覆性的写作尝试。而以女性主体探入世界,讨论师生、医患、动物、性工作者等社会议题,也可以看作一种话语空间的拓展。

  相较于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,《我的朋友阿波罗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城市漫游者的视角。读者跟随孤独、不合群的“我”,一齐重新打开现代城市。

  阿波罗安静内向,一对耳朵被剪成尖锐不对称的小三角。虽然年轻,但饱受关节炎的折磨。它不爱和别的狗玩,却愿意听“我”朗读作品,更体贴地为“我”叼来书本。真正使它与“我”心意相通的,是我们对逝去导师的共同悼念。

  小说中的“我”对阿波罗是同情的,同情它被导师家人抛弃,却本能地“忠诚”。同情它像个不快乐的孩子,面对自然却无法回归。“我”将它带回家,悲痛的两者,互相陪伴。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说,便是“我正遭受着丧亲之痛刺激引起的抑郁和焦虑,而狗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……实情是,动物无法应对,而我则是它的情感支持人”。在“我”为阿波罗争取些许快乐与权利时,它同样为“我”提供了一个沉默的依靠。

  然而,作者绝不只在讲人与狗的友谊,作者将“我”与阿波罗放在繁杂的社会关系中,邻居、朋友、医生……每个人都曾闯入阿波罗的生活。但与“我”的关爱相比,旁人不仅喧哗,也少一份谅解。太太们将阿波罗视作已逝丈夫的投射,冷漠地将它关进狗舍。邻人将我对阿波罗的爱扭曲为欲望与性,不怀好意地揣度。在作者笔下(实际生活中也是),人类社会充满对巨型犬的刻板印象。而种种偏见背后,是人企图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傲慢:人驯化狗,为己所用。制造藏獒,而后遗弃,人类更以亚当主宰动物的气势,给它们命名。作家引用厄休拉·勒古恩创作的夏娃的故事,阐释命名中的权力关系。“有人说,直到亚当赋予这些动物不同的名称,它们才存在。”给“宠物”起名是“主人”最乐意且擅长的事。

  人类不仅通过命名来主宰动物;在社会关系中,人对待比自己弱的人,同样傲慢。他们制造性别差异、种族歧视。“我”看到的人类社会,充斥着掩饰、背叛、贩卖和暴力。由人役使动物这一点出发,作者写出了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霸权,让我们思考:人对动物如此,对待同类又如何?

  从阿波罗的身上,我们可以看见人是如何介入动物世界,以一种主宰的优越姿态,将动物当成没有意志的物体。这种“人的介入”不仅给动物带来伤害,也导致了现实社会中的差别、混乱与冲突。除了批评人的傲慢,作者似乎也抱着重建人与动物、人与社会关系的希望,即昆德拉在《生命不可承受之轻》中描述的牧歌般的关系,丢掉人类为万灵之长的偏见,与动物一同重回伊甸园。从这一希望出发,作者反其道而行之,“以众神中最具希腊性的神命名”,用“阿波罗”这个名字颠覆动物与人甚至神的秩序,并赞美它带来的希望与光明。这既是“命名”这一行为的挑战,同时也寄寓着新的期待。

  小说中多条支线并行,触及种种社会现象。然而,仅将此小说看作现实社会的关照,仍然是不够的。故事接近尾声,当读者正跟随“我”的意识漫游,作者却另起一章,颠覆了前面的写作,提出一个小说本质性的问题:创作的价值。

  在第11章中,作者展现了故事的创作过程,女人将男人塑造成风流多情的形象,记录他的身后事。将一只小腊肠犬塑造成大丹犬,使之成为重要角色。这一章揭示了《我的朋友阿波罗》的元小说结构,暴露作者创作的行为,揭开小说虚构的本质。当读者意识到文本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映,则需要重新思考“真实”的意义。不过,区别于一般元小说对“真实”的解构,作者袒露写作过程,更想唤起读者对小说创作这一行为的关注。这一章出现了书写者与被书写对象的对话,一方面,两人接续了前文对作家、创作之意义的讨论,另一方面,当男人得知自己被写入小说,该人物形象却没有满足自我期待时,觉得被冒犯而开始恼怒。作者在此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对比,作为创作者,我们掌握精英的特权,可以对文学夸夸其谈。而一旦自己成为素材,我们又产生了现实的愤怒,将文学的价值远抛一边。“是什么让我沦为可以被嘲弄的对象?”他问道。一个白人男性在女人的书写中死亡,更被一只神化的狗取代了中心地位。这何尝不是写作者的命名权以及对命名权温柔的嘲讽呢?

  作者是驻校作家,故事中的“我”和导师也是写作教师。在阅读中,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小说的内容与当下的写作生态联系起来:文学圈崇尚利益,创作者急于分一杯羹,写作内容却与时代脱轨。作者提出了种种写作的陷阱,提醒每个执笔的人,思之、慎之。

  更重要的是,作者对写作伦理的讨论。当下,作家拥有执笔书写的权力,却对他人的苦难缺乏应有的同情与思考。在女人与男人的对话中,我们似乎又看见了人对动物一般的傲慢。男人说:“对作家而言,一切都是素材。”在文本里,苦难遭到美化,女性的声音再次被排除在外。这不是“为人生而艺术”与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争论,而是写作者已不再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,甘愿成为资本市场的一部分,把别人的苦难当作素材,换取书的出版、读者和稿费。

  孔子早已提醒我们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、精英式的写作,不仅垄断了写作的权力,也制造了文学中的巧言令色。为此,作者在文中展现了另一种写作,即治疗中心里饱受苦难的女人们的自我救赎式的写作。这种将写作与生命相连的态度,令人动容。有人写到双手起泡、出血仍无法停止,而有人拒绝写日记,抗拒回忆过去的事情。抗拒本身也是一种表达。这种写作权力的“下放”,使得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,她们将长期压制的情绪疏解,以缓解生理上无由来的失语、失明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写作,越来越多的女性遭际浮出地表。这些痛苦终于被听到,而不是经由作家想象的笔,变成一个功能性的情节。这也是创作者给我们的提示,唯有作者隐去自己的声音,方能听到众声喧哗。

  《我的朋友阿波罗》是一部内容和技巧都极为丰富的小说。无论是它以意识流的叙述,由现实延伸至社会问题;又或是元小说的结构,提醒读者跳出叙事的逻辑,去思考创作本身的价值,我们都能看到“人”的痕迹——人对动物的控制,似乎也像创作者对待他者人生一般,随意命名、挪用、分割和抛弃。写一只狗,其实也是在写我们的世界。到底何时,我们才能建立朋友一般的良好关系,作者在文中反复叩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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